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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重磅专题会召开:释放招商引资9大信号!
日期:2018-07-12 09:39:00     来源:

1、政府要招商引资,更要清理僵尸企业!

经济也是一个有活力的生命体,必须有良好的新陈代谢才能保持健康状态,迟迟不能退出的低效企业,就像死去的细胞,不及时排除体内,必然出现‘虚胖、浮肿、脂肪肝’,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必然受到影响。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中低效企业数量多,涉及的债务水平高,退出的进度非常缓慢。目前工业领域中应该退出的企业占总数的5%—10%,对应的债务水平大约在6万亿元左右。根据国资委的统计,2016年中央企业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企业有2041户,而2017年被申请破产重整的国有企业债务人总共才有265个。即便只计算央企,这个比重也仅为12.9%,剩下的87%的“僵尸企业”如同坏死细胞一样存在于国民经济机体当中,严重拉低了供给体系整体质量。

低效企业存量减少缓慢,增量又在集聚,对于经济健康的不良影响越来越大。尽管目前不良贷款的处置有所加快,但新增不良贷款的积累速度却在加快,两者相抵,2017年不良贷款余额反而增加近500亿元。按当前的处置速度,即便不考虑新增,清理6万亿的工业企业的存量低效资产,也至少需要8年的时间。

8年时间,足以使急性病症拖延成慢性病患。低效企业退出慢有三大危害,一是低质量企业不退出,好资金流向坏企业、坏项目,进而推高了新企业、好企业的融资成本。当前6万亿低效资产不处置,每年将会占用近2万亿贷款规模,大约占银行贷款规模的20%;二是低效企业技术差、产品质量低下,更愿意打价格战,靠低价维持生存,拖累了好企业的业绩,扰乱了市场秩序;三是导致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被占用,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率。

与招商引资“敲锣打鼓”相比,处置清退“僵尸企业”是“脏活累活”,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有畏难情绪;商业银行同样不愿意面对历史决策失误,相关人员担心被追责;参与互保的企业也不愿意看到低效企业被重组,担心自身信用受损。“望闻问切”之后,找出病因是关键。

一旦抓住不良资产处置这个牛鼻子,中国经济新陈代谢加快,实体经济供给侧“虚胖、浮肿、脂肪肝”的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供给质量将上一个台阶,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将会更加牢固。

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企业退出基金,专门用于安置企业退出过程中职工的工资、福利、安置,撬动6万多亿的不良资产的重组。通过基金的撬动效应,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鼓励地方政府加速推动低效企业退出。

建议银保监会直接对银行处理不良贷款的量进行考核,灵活处理历史贷款考核;打破企业间的互保“怪圈”,消除不良贷款历史上的互保条约,打掉资产重组的拦路虎;典型示范,由银保监、法院、地方政府协同商业银行,认真处置并总结若干成功案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2、招商引资税费制度要考虑企业负担问题!

近年来,有关部门密集调整和出台了不少法规政策,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实体经济,推进生态保护、环境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沟通,调研深度不够,导致出台的政策脱离实际;执行政策简单粗暴“一刀切”;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政策执行梗阻和政策失效等。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消除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为此,建议:

政策制定过程中,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实行政府部门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行业协会、企业意见,避免信息失真导致的政策失误。

出台政策时,配套必要的实施细则和执法基准,规定合理的自由裁量范围和幅度,还要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监督。

在政策执行中,跟踪政策实施效果,加强政策绩效评估,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政策,使其更加完备、管用。

税费制度的出台应充分考虑企业的负担问题,同时应有政策执行的缓冲期。

3、强化招商引资项目可产业化的定位和评审!

目前,我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数和专利论文数量已是世界前列。但总体来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成效与科技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促进应用技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大型高科技行业领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引领作用,更有效地推进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将党和国家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决策部署真正落在实体经济上,建议:

在国家支持的应用型和产业化科技项目立项、检查和验收的专家评审队伍中,增加高科技领军企业中既有成功的产业化经验、又有丰富的市场和技术背景的专家。在这几个关键环节都强化项目可产业化的定位和评审,通盘考虑项目系统在上下游企业协作实施中的标准化、兼容性和可靠性。

建议国家支持应用型科研项目和产业化的经费,更多投向高科技领军企业,把国家鼓励创新成果转化的钱花在“刀刃”上。

在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上,多向高科技领军企业倾斜。真正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率、创新产品在国内外销售和利润等指标作为评奖的重要指标之一。

4、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或成重大趋势!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不仅需要“请进来”,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高层次人才,也需要“走出去”,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从实践来看,加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是引导企业“走出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但目前境外产业园建设仍存在缺乏统一顶层设计规划,行业发展分散化、碎片化,融资难等问题。为此,建议:

强化顶层设计,实现重点突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既要整体推进又要突出重点。建议在国家层面上高度重视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研究制定园区建设和提质升级的策略路径。

创新发展模式,提升集聚效应。在园区建设上,建议由单一企业主导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园区+商会”的新形态,成立联合管委会,探索建立政府间、联合管委会、园区开发公司三级的沟通、协商机制。充分发挥商协会作用,支持有条件的行业组织在投资国建立中国商会,引导企业评估和防范在境外投资的市场风险。

加强金融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建议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在遵循宏观外汇政策的前提下,完善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等业务模式和风控机制,对园区合理资金需求给予有效满足。

5、招商引资要进一步减轻民企负担!

民营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创新的主力军,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目前民营企业仍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较重、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建议:

金融管控要控制好力度和节奏。调控应更讲究科学性,并控制好力度和节奏。“去杠杆”不能“一刀切”。要重点明确,指向清晰,让金融机构把资金更多投入到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创新型经济上来。

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促进企业降本增效。希望能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从而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降低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不同类型进行调整;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出台更多增值税抵扣政策,比如企业工资和社保成本占总成本比例越高,增值税抵扣比例越高,企业研发人员工资增值部分可在增值税前抵扣等。

支持民办营利性机构发展,增加多元化、差异化社会服务供给。建议对民办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机构的设置审批一视同仁,让民营企业在进入医疗、养老等行业时可以自主选择营利或非营利性质,以满足民众更加多元化、差异化的医疗养老服务需求。政府相关部门则进一步简政放权,做好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

6、制定更公平、更环保的招商产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在促进产业发展、保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业政策工作面临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把促进公平竞争作为产业政策转型方向。产业政策应当鼓励市场公平竞争,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放宽行业准入,完善市场监管,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和良好竞争环境。

把提升创新能力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目标。产业政策应当引导市场主体加大创新投入,增强创新能力,提升创新价值;优化技术研发的事先补助与事后激励方式,鼓励支持企业集中力量突破一批“短板”技术、装备和产品,加快新技术产业化;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用市场化的方式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协同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侵权惩罚力度;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把绿色发展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落后产能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严控新增产能;提高重点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制性标准,加严环保要求,推动清洁生产,切实降低能耗水耗;推广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和产品,提高质量标准,推进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7、给高新技术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支持!

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除束缚,我们才能突破核心技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此,建议:

遵循科技研发规律。在快速进步的技术领域,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需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尤其是发挥企业家精神,政府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

培植激励创新土壤。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应由出资方和科研人员共同拥有。建议在修改《专利法》时予以明确。在科研领域不能单纯以成功论英雄,对研发投入大的产业,也不能以企业的短期盈利论英雄,要形成激励创新的金融生态,研究设立科技银行,对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给予一定税收优惠,投资损失可以用于抵扣其他领域的收益。资本市场要适应高技术企业发展规律,允许不盈利的高科技企业上市,实行激励创始人的制度,建议修改《公司法》,允许创新型、高频试错的企业实行同股不同权制度,给创始人更多投票权。

有针对性地制定突破核心技术的政策。培育创新企业。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和市场化方向,政府的研发资金直接给到企业并保持支持力度,资金使用由企业自主决定,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资金由企业在市场募集。

8、央地融合,联手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园区!

老工业基地集聚了一批“大国重器”和传统制造业企业,这些优质存量是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砝码。改造提升这些传统动能,对加快我国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至关重要。为此,建议:

精准施策,对老工业基地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对行业发展前景好、具有先进技术和品牌基础的重点企业出现的临时性、突发性资金需求,建议银行机构不抽贷、不断贷,并给予展期、续贷等保持流动性的信贷政策支持。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制造业企业采取特殊性政策支持其债转股,并优先支持其上市发展。对能够列入“国家队”的地方装备制造业企业,由国家层面投资公司和产业基金进行投资,并从财政、金融、人才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

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深化“央地融合”,助推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由国家出台旨在鼓励央地企业融合的专门政策,扩大在老工业基地的央企二三级公司的自主权,推动央企和地方共同搞好产业发展规划;开展央地企业融合试点,推动石化、装备制造等央企与地方企业围绕产业链融合发展,共同在产业链下游布局并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联手打造先进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园区;调整央企税费分成政策,增加央企所得税地方留成,增强东北老工业基地提升传统制造业的资金实力。

9、各地要加强招才引智质量,科学引才!

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层次、高技术、高技能人才成为城市和区域间竞争新的核心生产要素,在推动人才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迫切要求加强政策引导,切实提高人才资源配置质量和效率。建议:

引导人才有序流动。建立健全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突出市场主导和企业主体,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提高地方引才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精确对接。整合多头人才引进计划和项目,提升引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着力优化用人环境。依托创新创业平台聚集人才,促进引进人才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相融合,使各类人才有用武之地。建立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推进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改革,让创新人才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大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完善教育、医疗、交通、环保等配套设施,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使之与引进人才规模相适应。

开发建设人才数据库,加强人才信息实时监测,识别各类人才的流向和空间、行业配置,以及主要区域和中心城市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缺口,为科学引才和精准引才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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